宝安警方捣毁一大型传销组织(2)

　　　主角：传统行业的“弃暗投明”者

　　然而，“招商会”并不是深圳宇骏发展“下线”的最主要模式，它更大的意义只是提供一个各团队相聚和交流的平台。一个更分散、碎片化却更行之有效的方式，是以“工作室”为单位，以宝安区为主辐射全市。分散到各区的“宇骏工作室”，团队内部称之为“家庭交流会”。

　　工作室往往设在所居住的出租屋里，购置几张办公桌椅，一两部电脑，柜上摆上系列产品的包装和空罐，墙上再贴上诸如“以发展生物基因工程为己任，以提高人类生命质量为使命”之类的体现公司理念、展现产品的若干海报，一个工作室便成立了。

　　余杰在公明蒋石石围村也有一个工作室，手下有小张、小韦和柴佳3名得力干将，他们底下的团队分别有十多人至二三十人不等。“不用卖产品，我现在每个月都有三四千元收入。好的时候会更多。”

　　“奋斗”、“梦想”是余杰和他的团队时常挂在嘴上的字眼。每天出门之前，这名来自四川大竹的年轻人都会打上发蜡，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白衬衣、黑西裤再搭配上擦得锃亮的黑皮鞋，他留着长指甲，但清理得十分干净。他几乎每天夜里12时左右睡觉，早上七八点起床，“只要目标坚定，一切都不是问题”。

　　在他的U盘中，时刻备着一堆学习素材。如果说乔·吉拉德是他行为学的偶像，那么世界级成功学大师、国际营销大师贝克·哈吉斯的《梦想生意》，可以说是余杰的案头书。“梦想是可以贩卖的，我正在做这样一件事。”余杰大部分时间都在协助团队拓展业务，帮手下成员“把自己的两个骨架搭好”。余杰对外宣称是1988年出生的。后来警方调查，“余杰”并非他的真名，而他的身份证显示，他仅有22岁。

　　余杰开始接触宇骏团队是在去年年底。事实上，深圳宇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运作是在今年1月份，至今不足一年。然而，该组织网络迅速发展，被警方捣毁前，深圳参与的人数高达1500余人，全国参与宇骏组织的多达1万多人。在加入宇骏之前，余杰称已在深圳待了6个年头。“以前在工厂里打过两年工，后来断断续续做了两年的销售，觉得没什么意思，就自己出来开了个做煎饼的早餐摊。接触宇骏后，就专职做了。”

　　余杰与“招商会”中分享经历的“讲师”、宇骏“成功人士”有个共通点，都是“在传统行业浸淫多年以后，对传统行业很失望”，而“宇骏提供了一个新式的发展平台，创新、有前景”，所以“弃暗投明”。包括余杰团队下的小张、小胡、美琳等业务骨干，莫不如是。

　　余杰的家人都在深圳，不过父母都不知道他正在从事的行业。“我在外面做这些家里人都不懂也不知道怎么去讲，毕竟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想要什么就可以了。”至于比自己小5岁的妹妹，余杰也准备“把她介绍到宇骏做”。“当你的团队有真正的骨干的时候，你会感到这个行业很爽的。”
 

　　猎物：关外工厂的年轻人

　　实际上，工业区的打工者群体是宇骏团队重点物色的对象之一。如许多其他团队一样，余杰和手下的骨干成员都是普通打工者出身，最后“跳槽”专职做宇骏。在他们看来，工业区密集的“关外”是他们广撒“渔网”的巨大市场。

　　把目光转向打工群体并非没有缘由。经济大背景的萧落，许多工厂货款难以追讨，欠薪几成常态。余杰和他的团队从工厂出身，而今，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完成对工厂的回归。

　　“工作室”这种随意、闲聊式的小型组织单位，没有正规大型企业带来的压力感，这为招揽外来打工者加入宇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切入口。工作室不时会买回些水果、点心，团队成员在外认识了新人，通常是附近工厂上班的打工者，他们便邀请新人前来，“了解一下我们宇骏，有兴趣再做，没兴趣过来认识些朋友也好”。余杰说，这样的邀请，大多数人不会拒绝。

　　2012年5月30日，宝安西乡永福路一处月租1000元的出租公寓。宇骏的成员带来十多名“来看看”的年轻打工者，在茶几前挤成一个不规则的圈。来者大多是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介绍。每人轮流分享自己的经历、梦想，每个人发言前后，均会有热烈的掌声鼓励。即便腼腆的人，在众人鼓励的目光下，都鼓起勇气，分享一番。

　　最后，宇骏的业务代表———通常这个角色由余杰或他的上级何某或廖某扮演———讲述宇骏发展前景，能为个人带来的光明前途。可以看出，这群年轻的打工者脸上夹杂欣喜、渴望又略带担忧的表情下，躁动着一颗颗被梦想刺激得稍微发痛的心脏。

　　用余杰的话来说，“不要放过一个可以发展新成员的机会”。在商场的偶遇、工友介绍相识，继而进一步推销宇骏的产品和理念，这是余杰和他团队的做法。

　　包括余杰在内，很大一部分宇骏工作室的成员都是90后打工者。美琳是1992年出生的小姑娘，每次交流会，她都会被作为宇骏的典型人物介绍。“美琳做宇骏才几个月，但她很出色，刚进入宇骏一个月，收入就上万元。”

　　当然，宇骏发展的成员也不仅限于打工者。在南都记者接触该组织的3个多月中，也不乏“开宝马”的有钱子弟，以及传统行业沉浮后欲转行的各种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