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弟情——桂林“八里街”的传销故事
连续接到的两个任务，性质有些类似。还是从广西传销大本营出来的。同样是姐姐为了挽救自己的弟弟。而且他们年龄都和我相仿，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武汉这边实在是安排不过来了，只有我从合肥直接赶往温州。他们两同样是在广西呆了没多长时间，就加入了。一个贵港，一个桂林八里街。
武汉到合肥的这段路程不是很艰难，只是从我们的住地到汉口火车站麻烦。有时就是二十多个小时的车程，感觉没什么，就是有些短途，一两小时的感觉非常的疲惫。这就是为什么，我家离武汉就两个半小时的车程，而我不怎么愿意回家。每次去合肥的方向，会路过我们那里。我还在南宁回武汉的车上，就已经确定了去合肥的行程。对于那些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年轻人，我很喜欢接触。正常沟通起来就没有什么问题。
事先商量好，是方小姐到车站接的我。由于他们对待这个没有什么经验，我去之前他们并没有和她弟弟做铺垫工作。而且她弟弟也守口如瓶，没有在他们面前透漏做行业的纸言片语，只是一味的说在那边开店做生意。最后决定我以方小姐老公朋友的身份与她弟弟见面，就说是以前也在广西那边呆过一段时间。饭桌上我们只是很浅的聊聊，大概和他们聊聊以前在广西做连锁销售的情况，就说些不是什么正当行业之类的。那小子还是否认，说在做生意，后来我们几乎就点破他了。他自己说了，是在那边做这个。这样就好说了。除了饭店门后，他姐夫说了句：“这孩子，还是一点没醒悟的样子。”我回答道一会在旅店再深入的分析一下，不能太急。本来在饭桌上，我们就聊得太浅。在附近的一个旅店，他姐先行回家了，我们三个聊开了，工作进行的很好，中间他姐夫直接说了我们以前不认识，是因为他小舅子陷入传销，我们才认识，从武汉请过来的。他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一样，和我探讨了很多问题。到了夜里十一点左右，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让他再想想，第二天上午再找我。再次见面时，他姐，姐夫就说那孩子一夜没有睡好觉了，担心他女朋友一家。他自己也说当我一提到反对的观点时，他就担心他女朋友一家了，陷入太深。后来我留了手机号码，告诉他怎么帮助他女朋友一家合适，最后在他们的道谢声中，我去了合肥车站。
车站附近的发廊，足浴，桑拿，按摩等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些做传销的人，怎么不想想，执法部门对这个的态度不和对待他们的态度差不多吗？现在正是全国扫黄打非的严峻时刻，但是那些“卖的”还是肆无忌惮的招摇过市。好多问题都是社会问题，根基太深。下面是摘自环球人物杂志的一段访谈：
环球人物杂志：从今年4月开始，我国展开了一场扫黄行动，您如何看待这场行动?目前我国的“小姐”群体有多大规模?
李银河：我没直接做过对卖淫群体的调查，但从专门搞这个研究的朋友那得到了一些说法，差异很大，有的说有几十万，有的说有300万，这些人以农村妇女居多。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卖淫问题，一直是个贫困问题。
王大伟：国家对此进行坚决的打击，对卖淫嫖娼行为有一种巨大的威慑力，对社会风气也是一种净化，提高了公众的安全感。卖淫嫖娼这种现象在我国由来已久，历朝历代均有表现。但在解放以后，因为我们采取了坚决有效的禁绝措施，一度从根本上杜绝了这一现象，创造了奇迹。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在解放初期能取缔，而现在不能?
李银河：我认为，那个时期的情况是很特殊的，它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是“反常”的，现在的情况才是常态。那时候可以没有妓女，深层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上的，所有人都是低工资高就业，没有人在温饱之余还有闲钱去嫖妓;另一方面，那个时期，政治上的控制非常严，对道德纯洁性的要求也是绝无仅有的。无论是对照古代还是民国时期，现在的这种状况都算是回归“正轨”。
王大伟：解放初期有特殊的社会原因。当时，政府采取了关闭妓院、教育挽救、治病救人、识字引导等正确的方法，因此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环球人物杂志：“打击”到底是不是有效的手段?
王大伟：打击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常说“黄赌毒”，有时这些是同时存在的。有些人进行卖淫活动，就是为了对毒品进行消费;有时候“黄”也是和黑恶势力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加大打击力度，可以遏制他们的嚣张气焰。犯罪学中有一个词叫“犯罪转移”，主要意思是“犯罪是流动的”。比方说，最近“风声紧”，有些“小姐”就通过手机短信招揽“生意”，这就是犯罪学上所说的“犯罪转移”。所以，在打击的同时，也要注意配合多种手段，打防结合，综合治理。
环球人物杂志：像今年这样的打击力度，预计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李银河：以近30年的经验来看，好像没什么用，“黄”是扫不光的。其实，我国每年7、8月都有类似的行动，只是今年的力度大了一些。
王大伟：这次和以前不一样，有一种新的打击态势。只要这种态势能坚持下去，定期进行打击，同时综合治理，就会收到比以前更好的效果。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对各地政府“扫黄”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卖淫嫖娼确实有深层次的背景和原因，所以我们一是打，二是防，三是综合治理。如果把这个局面控制住，再进行综合治理，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好转。
环球人物杂志：“黄”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哪里?这仅仅是一个社会道德问题吗?
李银河：我觉得，卖淫现象有两种作用：一是它确实解决了一部分人的问题。我看过的一个数据显示，我国2006年的强奸案，有57%是农民工造成的。这一行业使他们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从这个角度看，色情行业多少也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二是会让一些女性滋生好吃懒做的想法，走上这条道路就不太好。
王大伟：卖淫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从历史上到现在，都有很多负面影响。一个官员“下水”，无非就是“酒、色、财、气、烟”——“酒”是喝酒，“色”是嫖娼，“财”是赌博和收受贿赂，“气”是生气、斗气，“烟”就是毒品。这些对社会风气都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对于“色”，人们是深恶痛绝的。一个干部如果深陷其中，就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另外，它还会传播疾病，比如艾滋病。因此可以说，“黄”会从生理、心理和社会上，对人们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环球人物杂志：我国的扫黄行动不算少，但每次扫完之后，它都会再次抬头。
李银河：因为这其中有利益链，有需求，因此不可能根除。
传销这个问题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答案。
在温州的这个，情况刚开始很不明朗。一，求助者性子太急了，而且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些不理解。二，陷入传销那孩子性格太倔强，家人降不住他。刚到的那天晚上聊了下，他不怎么愿意听要走，在他姐姐强烈要求下，聊了一会儿。第二天是星期一，他们工作都很忙，六点钟我们就再次找那孩子聊了下。他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而他姐姐不依不挠的，搞得他烦不胜烦，我拦都拦不住。后来我不断的告诉她，必须给他一定的时间思考。她还是那样，让人无奈。
后来我回武汉后，她该告诉我，后来他们又找她弟弟聊了一次，他承认一切了，想要办法把损失的钱要回来等。至于要钱的事，我们也是爱莫能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