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在这个系统中，少数了解内情的金字塔顶级的“网头”，在其智囊团的帮助下，利用其极强的组织扩散能力，并借用军事化管理和宗教式的灌输，以迅速“致富”为诱导，将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培养成了忠实的“信徒”，这些人像输血一样源源不断的将财富送到了
传销系统上层人物的囊中。而众多从传销者的消费上得到甜头的当地居民，以积极罚款为主要打击手段的部分行政机关，以受害者的消费拉动地方GDP而制造“政绩”的部分干部，以及少数被收买的为传销组织通风报信的腐败分子……皆成了整个传销经济链条上的得益者。要打击传销，必须要对传销的整个生态系统进行彻底的整肃，否则绝难产生长期的成效。
而在打击传销的工作方式上，有些方面也值得商榷。现在行政部门对于传销组织的打击一般以“运动式”的严打为主（这在传销组织的内部被蛊惑为是“宏观调控”）。许多已被传销组织深度“洗脑”的群众，一般都是经过短暂的教育之后，便被直接遣送回家，这显然是治标不治本。在反传销工作中，最难做和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反洗脑”，而目前这部分工作的相当一部分，是由家庭来完成的。由于对传销组织的内部情况缺乏了解，对科学的反洗脑方式缺乏研究和训练，导致了很多“反洗脑”工作总是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而这对于有着顽强韧性和宗教式“信仰”的传销组织而言，无疑存在着可钻的漏洞。由于传销组织内部极其森严的等级制度，许多顶级的组织者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反侦查能力极强，给抓捕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而只要顶级的“网头”和“老A”们未被抓住，只要相互之间的联系未被切断，依旧存在的“领导核心”便不会放过对原组织中的成员的聚拢和收编。于是，一幕幕“救出魔窟—返回原籍—逃回传销组织”的“回流”现象总在不停的上演。对于传销组织的网状结构而言，“集中打击—遣散”的处理方式本质上只是将其组织的网格拉长了而已，只要处于顶层的组织者没能全部被抓，只要对传销组织底层群众的反洗脑工作未能做到位，这张大网系统便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打击，其再次聚拢起来并发展壮大的根基便依然强悍的存在。这也是传销组织久经打击反而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民间的反传销力量中，不少都是以前在传销组织内部“工作”过的A级以上的人，他们熟悉传销组织的种种内幕，又有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在解救和反洗脑方面，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客观的说，与传销组织相比，反传销一方的力量有些分散而不成系统。而且与动辄几万、几十万的传销组织相比，人力和投入不足常常成为一些国家机关现实的难处。不过，在资源的调动和整合能力上，反传销一方显然应该向传销组织这个“白手起家”的对手学习。很多地区的传销现象愈演愈烈，已经到了将民间和官方的反传销力量全部整合起来，对传销组织及其生态系统出重拳的时刻了。
犹如温水中的青蛙一样，在缓慢、渐进、周密，甚至“科学”的洗脑流程之下，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之中，在一股庞大的无处不在的“气场”的影响下，经过无数次的“洗脑攻心”后，仅仅在传销组织内呆一个月，便能让一个人发生他自己也想不到的变化
文/夕曦
温暖的“陷阱”
2009年4月末的一天，家住四川省农村的刘师傅被自己侄子以做工程的名义骗到广西柳州市传说中的“柳来开发区”时，他并不知道，自己要去的这个“柳来开发区”是传销组织凭空杜撰出来的一个名词。其真实的地点并不在柳州市，而是在邻近的来宾市。
在民间反传销人士的口中，来宾被称为是“曾经的传销之都，‘连锁销售’的革命圣地”。 2007年5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曾经以“广西来宾缘何成为传销天堂?”为题，对这个地区的传销形势予以了曝光。尽管总遭打击，但以民间“反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