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这个答案，我就在后来的一位40来岁的四川人那里得到了。

“投资69800，找两到三个合作伙伴，经过两年左右的发展，可以拿到1040万，你想，这么赚钱的项目，如果大家都知道了，还有人干别的工作吗？那别的行业不就垮了，国家还不乱套了？”

“所以国家宣传打击所谓的传销，一则是打击那些假项目，二则是针对这种真项目进行‘宏观调控’，让那些胆小的人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各行各业才能得到平衡发展……这就像调控房地产，老是说房子要降价了，还屡次出台各种调控政策，那些胆小的人就不敢买了，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见过房子降价了？这就是宏观调控。”

还真是这样，房价这些年确实一直都没降下来——我这样想着。此时的我，内心防线已经开始松动。见我没了前几日的激烈反抗，小雪又带我去了隔壁小区的另一家，说这家主人姓罗，此前是国企的中层干部。

罗先生看上去50岁上下，说话稳重，循循善诱地把我这几天听的课，再次总结了一遍，还给出了国家支持这个项目的三大目的——第一，全国大量人群涌入此地，地产等行业自然兴盛起来，这能促进这个地方经济的发展；第二，针对如今严峻的就业形势，这个项目可促进下岗职工、农民、商人、复转军人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当然，因为当地人本来就在这里从事生产发展，原则上这个项目只吸纳异地人士；第三，像安利这种一年卷走我国数亿资金的外国公司，国家需要培养一批有胆识有能力高素质的现代化商人，迅速培养一批中产阶级组成民间财团与外资公司抗衡。

罗先生还介绍说，最可靠的民间财团，肯定是由最为亲近的朋友和家人组成，所以这个项目才以这样所谓的类似传销的形式招贤纳士。

“你想想，如果不是你侄女他们那些高知，甚至他们上面还有你所不知的能人，一步一步这样组成坚实的团队，你可能连接触到我们都很困难的。”

这也解释了第一天黄姐说“加入这个项目是需要资格”的原因。

可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先来的人是赚到钱了，但后来的人怎么办？他们不是要接最后一棒吗？”

罗先生又给我讲了最后的“资金收口”问题：“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国家会提高投入的资金门槛，再到最后，需要的人更少，就越来越收缩了，资金就会收口，不会有人接最后一棒的。”

至此，我似乎恍然大悟：原来这个项目每一个阶段都是国家设计好的啊！

我忍不住又重新回想了一下自己这几天的经历：这么多人来这个地方租房、居住，他们吃喝拉撒一应生活费用，肯定能活跃地方经济，给当地百姓带来好处，地方政府当然支持啊。况且这些人不偷不抢，管理有序，素质还都不错。尤其是给我“讲工作”的这些人，有抛弃了高薪的经理、有帅气的大学生、有漂亮的老板娘……

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参与其中，一个两个人可能会受骗上当，但那么多人，不可能都傻吧？想想当年改革开放，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也不都是互帮互助的。

至此，我在心里“更新”了自己的判断——首先这个行业不违法，且政府支持；其次，能赚钱，即使不能挣到1040万，挣个几百万，再不济少挣点，也比打工强。

我也终于厘清了这个团队的上下关系：一年前，马洪和张霞考查了南宁、南京、合肥等地方，随后发展的李勇还有几个他们的大学同学，李勇又发展小雪，小雪又找了她爸，然后才到我。

我决定了，要抓住这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好机会”，加入“阳光工程”。听我这么说，大家都很高兴。

6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梦想鼓舞着，觉得财富唾手可得，当即决定回家筹钱。这一次，李勇很快就给我定好了火车票。

回去的前一天晚上，马洪、张霞还有很多高级别的人，都来到我们的住处，教我回去如何跟家人说——“如果说漏了嘴让家里人认为你在搞传销，不仅会阻止你，还会破坏你自己的市场，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我充满信心地答应着。

等回到家，丈夫问我：“到底怎样？是不是传销？”

我赶忙说：“传销？笑话！传销能骗得了我？”

不过梦想归梦想，当务之急是钱的问题。69800，可不是小数。之前我的积蓄全给了弟弟，我只好四处去借。那时妹妹还在家务农，我向她开口后，她把自己全部积蓄几万元全都拿了出来。

等好不容易凑够了钱，回到南昌，把钱打到一个账号上后，大家就为我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入会仪式。

作为弟弟的直接下线，我这钱一打，我的上线包括弟弟、小雪等往上数6代，都能按级别拿到钱。最终，弟弟拿了6千多，侄女因此前已拉来了2人，已经是经理级别，便拿了1万。

他们还返回给我19000元，当做接下来的生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