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里的规定

　　加入组织后，新人的手机和证件甚至随身的行李都会被以“帮忙保管”的名义没收。之后，组织会要求新人说出手机的解锁密码，如不服从，“领导”会指挥下属殴打，直到交出手机和说出密码。

　　在进入传销组织的一年多时间里，王朋没有与父母、亲人联系。“他们不让我给父母打电话，否则就打骂我。”

　　但随后的交流中，王朋却告诉记者：“他们（父母）根本不了解我的事业，没法和他们交流，只有行业（传销组织内的成员都自称为行业成员）内的人才懂我的事业。”

　　在蝶贝蕾的组织中，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个团队都有一名“领导”，“领导”在组织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其命令。比如，在吃饭时，必须是“领导”坐下用餐后，其他人才可坐下吃饭，“领导”用餐之后起身离开，其他人才能起立。组织内任何事情都是由“领导”的意志所决定的。

　　在组织内，还设有另外两个特殊身份的人，分别是“管家”和“扛家”。“管家”专门管理组织成员的伙食，并负责赴外采购食材等；“扛家”则是组织内暴力手段的象征，对于不服从的新人和违反了规定的成员，均由“扛家”带头殴打。

　　“棍子、钳子都是‘扛家’的工具，有时候会要求所有的男性成员全部对被打者动手。”王朋说。所有人动手，往往是应对逃跑者或其他严重违反组织规定的人。

　　一名反传销人员也告诉记者，曾经在某地协助警方端掉一个传销窝点，一名受害者由于激烈反抗，被其他组织成员用棍棒殴打背部致使多处骨折。“我们救他出来的时候，已经无法独自站立了。”

　　王朋抽烟的时候，屋内迅速充满了劣质烟草的味道。在众人的要求下，他熄灭了手中的烟。在他人的抱怨声中，王朋腼腆地说道：“‘行业烟’就是这样的。”

　　王朋所说的“行业烟”，是指能买到的最便宜的烟。因为蝶贝蕾要求所有成员“忆苦思甜”，所以吃住一切从简——馒头、咸菜是他们一日三餐的主要食物。只有在上课、考试时段，成员才能吃到“面片汤”，但汤中仅有少许的火腿和菜叶。

　　“领导”告诉大家，这简陋的伙食，是营养的“养胃餐”。此外，每月“发工资”时，会给成员“开开荤”，每人分到一些鸡肉和鱼——在组织内，这是“机遇”的象征。

　　所谓的“发工资”，其实是发展到下线后的奖励提成。根据蝶贝蕾规则，每发展一名下线进入组织，并购买了一份2900元的产品，就可获得大约300元的提成。

　　但即使是这300元的提成，也几乎不会发到成员的手中。“领导会将这些钱扣除生活费，且一个人挣到了钱，需要大家分享，给所有组织成员买鸡肉吃，所以实际上根本没有多少钱发到手里。”王朋告诉记者。

　　“有一次我们解救了一名在传销组织待了近一年的小伙子，由于在里面完全吃馒头、菜叶，出来之后家人带他大吃大喝，肠胃不适应，险些害了他。”反传销人员告诉记者。

　　暴富传销梦

　　恶劣的居住条件、简陋的伙食在传销组织内，都被传销头目解读为“忆苦思甜”，控制这群年轻人的手段不仅限于暴力，思想上的反复洗脑也颇有体系。

　　在蝶贝蕾的组织内，有“三谈”和“三不谈”的规定。“三谈”分别为谈人生、谈理想、谈未来；“三不谈”分别为不谈制度、不谈公司、不谈产品。

　　“领导在讲课的时候告诉我们，只要在行业内坚持两年以上，就会由公司和组织奖励7位数的奖金。我想待够两年，看看情况再说以后的事，反正我也不差这一两年的工夫。”王朋告诉记者。

　　“北派传销的特征之一就是非常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了使成员能够接受恶劣的环境，会以成功商业人士的事迹告诫成员，将艰苦的生活条件比作成功前经历的苦难。还要求成员描述自己想象中的未来人生，让成员互相洗脑，最终使所有人沉迷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中，精神上得到巨大满足，从而让他们甘于眼下的艰苦。”反传销救助中心负责人马胜玲在接受记者时表示。

　　与王朋交谈中，记者注意他的牛仔裤两侧都有非常明显的白色污渍。问及污渍，王朋却说：“这裤子根本不是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脏。”在后来的交谈中，记者得知因为数次躲避警方的逃跑，王朋的行李和衣物早已丢失殆尽，所以他一直都在穿其他人的衣服。

　　难道组织内物品共享？王朋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王朋告诉记者：“在组织内，我们所发下来的工资都是私有的，并且禁止成员之间借钱或者借东西，即使一根烟也不准借。”

　　“衣服是从后来的朋友那里拿来的。”王朋想了想后又告诉记者。

　　“如果有人生病了没钱看病怎么办？”记者问道。

　　“那只能等发工资有钱了才能去买药。如果实在撑不住了，就得由‘管家’去向‘领导’汇报，由‘领导’决定是否去看病吃药，看病钱以后还要从工资里扣。”王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