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躺在病床上的孩子，一个母亲的背影承担着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郑欢明的父亲瘫坐在地上，期望孩子醒过来

 

 

病房里充满着悲凉的空气

 

　　本报调查泰安毒蘑菇事件

 

　　还原七名青年的“中毒”前传

　　8月29日凌晨，原籍湖南永州祁阳县的24岁男青年李宝，平躺在病床上，面色灰黑。身处弥留之际的他和母亲李月早进行了人生的最后一次对话。

　　“儿子，你是不是搞传销了？”

　　“没有。”

　　“那你身上那么多钱，怎么都没了？”

　　“花了。”

　　“花哪了？”

　　“花了就是花了。”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了……”

　　“在泰安还有东西吗？”

　　“我没东西，就一身衣服。我不去（泰安），你也拿不出来。”

　　当日凌晨0点30分，24岁的李宝因肝肾功能衰竭在济南市传染病医院死亡。在此之前的8月27日，同样误食毒蘑菇的23岁同乡郑春诚、24岁同乡朱丹丹先后离世。他们，均被怀疑加入了传销组织。

　　这几个青年的离世，缘于偶然的蘑菇中毒事件。记者多日调查采访发现，传销就像一根难以斩断的瓜蔓，缠绕着渴望财富、缺少明辨能力的农村青年。

　　本次因误食毒蘑菇住院的共有七人，尚在医治的另外4名青年男女，对亲人和外界普遍缄默的态度，让中国民间反传销第一人李旭判断为，“这几个孩子，仍然没有醒悟。”

　　年龄在22至24岁之间的他们，本有着互无交集的生命轨迹。在最应珍惜的青春年华，为何聚在一起同吃下一顿蘑菇餐，继而不同程度地触碰到了死亡之门？而这其间，又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和生命无常？

　　与生活博弈，他们触碰到怎样的四壁

　　一场冥冥之中的蘑菇餐

　　在哥哥郑展宝的手里，23岁的郑春诚悄悄“回到”了湖南省祁阳县文富士乡，这是两年来他第二次“回家”，只是可怜已做故人泪。在当地，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还没成家（未婚）的男青年，在去世后不允许葬到祖坟中，这让郑展宝挠头不已，“总不能还让他在外面漂着吧。”

　　一个多月怎么人没了

　　“什么？郑春诚没了？不可能。”当郑展宝把这个消息告诉远在深圳的许先生（化名）时，对方根本不信。

　　在今年五六月份时，郑春诚曾到深圳一家液晶显示屏的制造厂打工，许先生是他的师傅，后来逐渐成为好友。

　　不爱说话但是很懂事，许先生说郑春诚人挺不错，两个人交往挺愉快。

　　今年7月10日，郑春诚突然向厂里辞职，“这种辞快工，工资会扣很多的。但是他也没说发生了什么事儿，也没说要去哪里。简单收拾了一个小包，郑春诚离开了深圳。”

　　最后发生在郑春诚身上的故事，是在8月21日，包括其在内的七人在泰山采摘了很多野生蘑菇。晚上回到暂住地后，下锅一炒加了些水，做了个蘑菇汤七人都喝了些，结果酿成了食物中毒。昨天，新华网发文，称“罪魁”为山东首次发现的淡玫红鹅膏菌，致死率极高。

　　在救治过程中，种种异象出现。谎称高校学生、不愿联系家属、神秘的笔记，所有这些线索都指向了“老鼠会”传销组织。

　　记者调查发现，已经身亡的三人，外加正在救治的蒋红林、郑欢明、李慧林、李泽民均来自农村家庭，成长中的家境贫困是共性。

　　草根家庭的自卑和奋斗

　　郑春诚在五个孩子中排行老三，郑展宝对记者说，“家里只有几亩田，你说当年生活能好吗？”

　　初中毕业后，郑春诚就开始在外闯荡。与其经历相似的，还有两家相距不远的蒋红林。这位性格倔强、动不动跺着脚跟人说话的男青年，初中毕业后曾学过半年的魔术，但一次魔术都没给家人表演过。在他十七八岁时，跟随姐姐在外地毛纺厂打工，后又跟随父亲在吉林务工。

　　家境更为窘困的是郑春诚堂哥郑欢明，目前仍在济南市传染病医院救治。郑欢明的大哥对记者说，“四口人只有两亩田，从小到大，因为穷很自卑，我们都不跟村里的孩子玩，每次放学后都是自己去后山玩。”

　　在初中之前，他们兄弟俩从来没有去过祁阳县城，从距离上来说，走路也仅需要一小时左右。

　　郑欢明的大哥15岁就辍学，后来郑欢明考上了福建泉州师范学院，家里为凑学费只得开始变卖家产。“开学他就要读大四了，但不知为什么弟弟提出了休学。也没办法，现在家里的电视机都已经卖了。今年8月，他用福建手机号打来电话说今年不回家，继续在外面打工挣钱。”

　　同样是大学生的朱丹丹，长沙南方职业学院物流专业毕业，上学时为了凑一年八千多元的学费，朱丹丹常年暑期打工。即使在学习的空余时间，她也在长沙的酒店干收银员，或在超市做促销，大学的生活似乎带给她的直观感受就是：苦累。

　　不安不满的现状

　　由于缺少高层次技术，记者发现这七人打工时基本上都只能从事最简单的体力劳动角色。

　　这种简单化的重复性劳动，换回的报酬非常有限。郑春诚的工友许先生说，在液晶显示屏制造工厂，每个月收入也就2000元左右，“这个工资，在深圳基本上是剩不下的。”

　　李泽民的母亲李女士告诉记者，李泽民在南昌理工学院学的是机电类专业，今年7月份毕业，此前曾经在太原一家工厂实习过。“当时，工厂给的试用期工资是每个月1800元，并且许诺孩子拿到毕业证后，可以给更好的工资。”

　　但李泽民没有答应留下，对母亲说：“这么点钱，以后怎么养活一个家。”

　　李女士说自己家境还算不错，家里有房有车。她判断去年儿子暑期的广东打工之行，给孩子的择业观造成了巨大影响。“进工厂，儿子嫌赚不到钱。和同学开网吧，儿子又觉得没面子。”

　　可以看出，李泽民对择业的不安，在情绪上逐渐转化为对现实的不满。今年春节之后，李泽民对母亲说，“我今年不找工作了，想出去会（玩）一年，找点好工作。”

　　郑春诚对常年打工的角色也不满意，其工友说：“我们私下里有时发牢骚，都觉得付出很多，得到的却很少。”

　　民间反传销第一人李旭告诉本报记者，当这些出身草根的农村青年，融入城市社会时，炫目的城市财富积累与个人的价值实现，会在郑春诚、朱丹丹等人身上体现出巨大的不对称性。自己就业的无奈选择，贫富差距的巨大悬殊，会造成心理的极不平衡，滋生暴富心理。传销，就会借着这个旗号，乘虚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