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出现变异传销 相关人士称根源在贫富差距
贵州：“变异”传销使打击难度陡增
相关人士指出须多管齐下打击传销犯罪加强社保力度缩小贫富差距
大宝和老婆从陕西到贵州从事药品销售已好几年，经多年打拼已小有累积。他告诉记者，今年6月中旬，在一朋友的游说之下，他老婆就和这位朋友去了广西北海考察项目，而随后的几天打电话询问情况时，电话那头的她要么支支吾吾要么就直接挂断电话，打朋友的电话也不接。就在自己着急得准备乘车到北海找人时，终于联系上了她，才知道那朋友所说的项目考察其实就是去做所谓的“资本运作、1040工程”。“幸好在亲朋好友的不断劝说下她回来了，但却白白被骗去了6万多元钱。”大宝不无心痛地说。
记者发现，近年来，有关“某某地‘资本运作’是不是得到政府大力支持了，能赚钱吗？”等类似问题的搜索在网络上层出不穷，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些人的被骗经历和相关新闻报道。不难看出，多年来早已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传销不但远未绝迹，而且还屡屡酿成受害者死伤的惨祸。
各方打击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却是传销活动正以较快的变异速度、不断翻新的手段，更加隐蔽的行为、愈加严密的组织蔓延。记者从贵州省工商局直销监管处了解到，与过去的“老鼠会”、“金字塔”等相比，如今在贵州的传销活动已出现了新的“变种”，主要呈现以“拉人头”为主流，不断从城市向农村蔓延，参与者低龄化、文化层次不断提高等特点。如以高薪招聘、招工、合作经营等为诱饵，利用资本运作、连锁销售、电子商务、网络销售、网络加盟、网购平台、私募基金、股权投资等为名目，收取几千元到上万元的入门费或加盟费，号称一到两年就能成百万、千万富翁，以此诱骗群众参与传销。
据了解，去年5月，贵阳市工商局在经过长达一个月的摸底后，联合公安、武警80余人次，查处了以湖南人杨远坤和云南人任文林为头目的所谓“贵阳生态旅游民间小资本互助会”，现场抓获传销人员65人，各种传销学习笔记50余本，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同年12月6日，贵阳市金阳公安分局在该市某酒店和金阳新区某咖啡馆一举抓获31名正在进行传销聚会活动的人员，这些人之间均是亲戚或朋友关系，都参加了一个叫做“金阳连锁网络”的传销组织，该组织是以“西部大开发”金阳新区建设需要大量投资者的名义，大肆宣传进行所谓的资本运作后可以获得高额回报，从而对参加人员进行洗脑。
此外，为了蒙骗传销分子套取更多的钱，有的传销头目甚至会主动向工商、公安等部门举报其组建的传销窝点，让工商、公安等政府部门捣毁传销窝点，遣返传销人员，一旦这些窝点被捣毁，他们就会以被政府没收为由而独占所谓的入门费。与此同时，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利用网络传销日益突出，且更具隐蔽性、欺骗性和快速扩张性，其危害比传销更为严峻。组织者通过在互联网上建立网站，作为交纳费用、发展人员、组成人员层级和网络、计提报酬的平台，从事传销活动。其服务器设置在跨区域、境外，组织者进行网络远程管理，逃避侦查。去年贵州查处的香港世界通网络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其网络服务器就设在香港，公司设在深圳、海南等地。
贵州省工商局直销监管处相关人员介绍，从2006年至今，贵州省工商系统共查处传销案件1493件，查处传销窝点（场所）5639个，传销人员89830人（次），移送司法机关244件1009人，教育、遣散传销人员45329人（次）。仅今年1-5月，共出动执法人员5370人（次），车辆797台（次），查处传销案件4件，罚没款12.3万元，取缔传销窝点100个，教育遣返传销人员1459人。
尽管如此，因现在的传销组织不销售商品，对于涉嫌传销人员，工商部门不能采取强制性措施，被抓获的传销人员都处在传销最底层，关键证据很难拿到。而底层传销人员均来自外地，身无分文，行政处罚、经济处罚对他们来说都没有意义，只能采取教育、遣散措施等原因，相关部门在打击传销时却面临传销窝点刚被打击掉，才被遣返或走出派出所大门的传销人员，又迅速建立或进入新窝点继续从事传销的尴尬。有关人士分析，取缔传销必须多管齐下，从法律法规、市场体系、社会宣传多个角度入手，需要各地方政府集体作战，地方与中央相协调。与此同时，在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同时，也应该加强社会保障力度，缩小贫富差距，使经济不仅仅是高速运行而是良性发展。让百姓不再因囊中羞涩而误入传销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