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资本运作到广西 内蒙古乌兰察布传销受骗者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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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是杜长宏的上线,那是杜长宏人生中最晦暗的3个月。2008年9月的一天,52岁的杜长宏第一次远离家门,目的地是广西桂林兴安县。在兴安,一项被称为“国家行为”的“资本运作”模式吸引着他,他最初的想法就是淘金。当先到达的杜龙龙将父亲杜长宏介绍给围坐在一起吃喝的同行们时,杜长宏耳朵里听到的几乎全是家乡的口音,他很快就融入这个圈子,晚上美美地睡了一觉。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免费统一吃住,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6点准时去听课。组织者把这项活动称为开“例会”。在例会上,不断有成为“国家股东”的老乡介绍经验,杜长宏被灌输:广西北部湾开发资金不足,中央支持,以政府为背景的民间秘密资本运作项目投资情况,并鼓吹参与者要报效国家。
如此诱惑,使杜长宏很快解除了戒备心理,他主动找到儿子,开始商量“入股”。此时杜龙龙在兴安只呆了一个星期。他对父亲说,先期要“投资入股”,一股3300元,最多每人一次只能申购21股,另加500元管理费,交费后第二个月,组织上会返还投资者1.9万元。两年半后,投资者可分到1040万元的利润。
杜长宏迅速成为杜龙龙的下线,代价是交了6.98万元“入股”费。这对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大六号村的父子,在一个寂静的夜晚不断憧憬着未来。杜长宏告诉儿子:“等咱们挣了钱,一定要把村里的路好好修一修。”
此刻,杜龙龙的介绍人翁科正张罗着发展新人加入。他几次返回内蒙古,劝说亲友到兴安“考察”。而杜长宏在过了一个星期的舒服日子、交了“入股”费后,瞬间成了多余的人。一星期后,杜长宏被安排在一个5人的房间内,吃住要上交住宿费和伙食费,所有留下来的人被告知要遵守纪律,不能乱讲乱说,是夫妻的也不能住在一起,否则就会被开除。
杜长宏告诉《北方周末报》,随后的日子里,当他听说自己根本不可能见到“组织”总负责人时,他就去找儿子责问。
杜龙龙在父亲面前大多数时候保持沉默,事实上,这时杜龙龙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询问翁科,而翁科的上线是自己的舅舅,舅舅的上线是外甥女王华(化名)——没有一个人可以跨级见到上一级的人,有疑问,只能向自己的上线询问。
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样的组织安排更像传销了。但杜长宏直到8月19日接受《北方周末报》采访时,似乎依然不愿相信自己会陷入传销的陷阱。他说,一切就好像做了一个梦。
杜长宏回忆,在兴安的那些日子,他们每天的日常活动除了听课就是听课,并且被约法四章:不准喝酒、不准赌博、不准小偷小摸、不准随意外出。
他无意中发现,就在自己住的地方不远处有一个派出所,所有警察对这些外地人的聚会都熟视无睹,由此,他得出并相信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他参与的组织或活动并不违法。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已返回家乡的杜长宏极力往好处想。他说,这个组织里有项目,有合作公司,公司名叫“香港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杜长宏的脑子里被灌输了一个基本的信息:“这个项目是少部分人受益的项目,是国家项目,国家现在资金短缺,需要有见识的人出来投资,有高额回报,不是所有的人想参与就能参与的。”他告诉儿子,要在兴安坚持等最后的消息。
曾经的富裕户,现在打短工
杜龙龙最终没有等到分红的那一天。3个月里,他花光了返还款,由于忍受不了组织提供的每日开水泡菜、白水煮面的苦日子,带着不解离开了兴安,回到了内蒙古。
此时的杜长宏也变得一贫如洗。为了去广西淘金,他和儿子变卖了家中的货车、夏利小轿车和部分奶牛,贷了部分高利贷,近14万元打了水漂。
对于这次投资,杜长宏的妻子李秀琴看上去比杜长宏更显得失望,她说杜长宏走的时候,村里的人就风言风语说:“杜长宏家倒霉的日子就要到了。”
现在,村民的传说变成了现实。
杜长宏家坐落在大六号村南头,已成家的杜龙龙与媳妇重操旧业,在村里经营着一家网吧。
记者来到杜长宏家时,他正在村里卖菜。他说,为了还债,他每天凌晨两点就得起床,然后到地里拉上菜,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卖,每月能收入2000元。
事实上,这个村并不贫穷,有大理石资源,聚集了很多流动人口,他们靠养车和做买卖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原本杜长宏也是村里有名的富裕户。
在杜长宏看来,由于想挣大钱的想法作崇,一个本来在村里很富裕的家庭,因为加入传销组织而衰败。现在杜长宏又回归到以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种着两亩菜地,5亩水浇地,闲暇时,杜长宏不得不利用自己会电工的手艺外出打短工,以贴补家用。
兴安就是第二个集宁
曹峰兴安之行的代价是老婆和他离了婚。
接受《北方周末报》采访时,曹峰不停地吸烟。他说,在兴安的乌兰察布籍人不止上万人,其中有离退休干部、生意人、工人、农民等形形色色的人,整个兴安就是第二个集宁。